Monthly Archives: March 2010

来自于Scientific American上的一则短消息，不过，对金枪鱼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金枪鱼排。金枪鱼塔塔沙司。日本人管它叫鲔鱼，蓝鳍金枪鱼肥腴的腹部常常被做成美味的寿司——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便宜冰箱的问世，美味的金枪鱼在人们的餐桌上越来越常见了。鱼排也好，沙司也好，寿司也好，不过是人们消费这种罕见的恒温鱼类的几种方式而已。 然而不幸的是，人们对蓝鳍金枪鱼的热爱导致了过度捕捞，尽管蓝鳍金枪鱼游泳速度能够高达80公里/小时。在大西洋海域，平均成年体重达到360公斤的巨型鱼类，数量已经减少了90%。蓝鳍金枪鱼在全球的平均数量和1970年相比，大概减少了50%。 基于蓝鳍金枪鱼的生存危机，美国等国家在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United Nation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简称U.N. CITES）近期举行的会议上，提议禁止蓝鳍金枪鱼贸易，以期这种成群猎食的凶猛鱼类数量得以恢复。但CITES一项无记名投票否决了这一提案。毕竟，在日本广受欢迎的蓝鳍金枪鱼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一条鱼的获利可能会高达17.5万美元。 蓝鳍金枪鱼的近亲，黄鳍金枪鱼——被寿司大饕们称为hamachi（油甘鱼？）的数量也在急剧下降，这是过度捕捞的信号。不管怎么说，金枪鱼可能就要从人们的菜单里永远地消失了

[注：转载于刘夙博客。完全同意刘夙的评论，于是就全文转了。以下为带评注的全文。] 按：袁越就是土摩托。土摩托是中国最好的科学记者之一，以中国现在的局面来衡量，他的价值比我们这些从事具体研究工作的人大多了。这篇文章为我们描述了一幅二十一世纪科学传播的灰暗场景，我相信这描述是准确的，因为我自己也深有体会。　　文中的红色字是我的评点。 （原始出处：http://www.lifeweek.com.cn/2010-03-19/0005327896.shtml）  　　干细胞、核电站、水电站、化工厂、地震预报、垃圾焚烧、转基因农作物、气候变化……　　近几年发生的一系列热点事件的背后都能看到科学家和媒体记者为争夺话语权而大打出手，大部分民众对于主流科学家的信任度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气候门引发的“寒流” 　　2010年2月26日19点，本刊记者随300多名来自牛津大学物理系和环境科学系的教授和学生聚集在一间阶梯教室里，听4位资深环境记者解释英国媒体在报道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和策略。这4位记者分别来自著名左派知识分子报纸《卫报》、英国广播公司（BBC）、《金融时报》和《太阳报》，其中《太阳报》是英国有名的娱乐八卦报纸，靠裸体女郎照片吸引读者，虽然其国际知名度远远比不上另三家媒体，但每期销量是《卫报》和《金融时报》的好几倍。 　　“就连《太阳报》都有固定的环境记者了，你们相信吗？”来自《太阳报》的记者本·杰克逊（Ben Jackson）自嘲地说，“前两天我坐出租车，司机跟我聊起了中世纪暖期的问题，这在一年前还是不敢想象的事情。” 　　确实，英国媒体在报道气候变化方面一直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卫报》和BBC被公认为这个领域的两面旗帜。但“气候门”事件爆发之后，却有不少人指责英国媒体故意压制消息，违背了中立的原则。 　　“这个指责很不公平。”BBC记者理查德·布莱克（Richard Black）解释说，“我们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报道了这件事，但泄露出来的电子邮件数量实在太多了，我们不可能雇佣一个人专门坐在那里读邮件。另外，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本身没什么报道价值，但是有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在背后操纵了整个事件，他们不断爆料，有组织有计划地把它一步一步地炒成了全球热点新闻。所以我认为‘气候门’本质上代表了不同政治阵营之间的角力，媒体只是双方手里的卒子而已。” 　　所谓“气候门”事件指去年底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前，有黑客入侵了英国东安吉利亚大学气候研究中心（CRU）的服务器，偷出了大约160兆的电子邮件和其他文件，其中大都是一些研究论文和数据，但CRU主任菲尔·琼斯（Phil Jones）的一部分个人电子邮件引发了争议。琼斯在与其他科学家的通信中，对气候变化的怀疑论者使用了一些不恰当的词语，而他本人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重要成员之一，因此有不少媒体指责气候变化领域的主流科学家们道德水准低下，并进而认定主流科学界打压异己，气候变化的真伪很值得怀疑。 　　哥本哈根大会最终以一个不具备法律效力的《哥本哈根协议》草草收场，这个结果虽然不能全怪“气候门”，但这件事好似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媒体上突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门”，主流科学家们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首先爆出的是“冰川门”，IPCC报告中对于喜马拉雅冰川何时融化的预判发生了严重错误。接着登场的是“亚马孙门”，IPCC报告把因为乱砍滥伐对亚马孙热带雨林造成的影响归到了气候变化的门下。再下来是“荷兰门”，IPCC把荷兰受海平面上升威胁的地域面积搞错了。最后又出来了一个“中国门”，英国科学家发现《自然》杂志1990年刊登的一篇文章搞错了中国地面气象站的位置，因此有可能把城市热岛效应当成了全球变暖的证据。 　　“气候门”与后来这四个“门”之间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只是质疑了科学家的人品，后者却都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科学本身。但是“气候门”也很快上升到了科学层面，有人指责琼斯教授伙同另外一位气象学界的领袖人物、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戈达德空间研究中心主任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教授一起篡改了地球大气温度的历史变化曲线，对曲线早期的树木年轮数据和后期的卫星观测数据做了“手脚”。如果这个指控成立，气候变化的根基就不存在了。 　　与此同时，一大批质疑气候变化的书籍突然出现在世界各地的书店里，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恐怕要算是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地质学家依安·普利莫（Ian Plimer）于2009年出版的《天与地》（Heaven and Earth）。这本书厚达504页，里面充满了各种图表和数据，光引用的各种文献就有2311篇之多。普利莫认为，温室效应主要来自水蒸气，二氧化碳没有那么大的效力。他还声称，地球温度在最近的几千年里曾经发生过很大的变化，出现过“中世纪暖期”和“小冰期”，两者显然与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无关。他甚至认为，最近100多年来的温度上升也是不存在的，大气温度在1940～1976年实际上是下降的，当时的气象学家甚至警告人类地球即将进入冰期。而21世纪前10年的温度也比20世纪末有所下降，虽然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确实一直在上升。 　　中国出版界也不甘示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两位美国科学家撰写的《全球变暖——一场毫无来由的恐慌》，书中提出了一个1500年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地球温度受太阳辐射强度波动的影响，存在一个约为1500年的周期，中世纪暖期和小冰期都可以用这个周期来解释。两人甚至预言，地球大气的升温阶段已经结束，即将进入下一个冷期。 　　所有这些怀疑论者都在英国媒体上受到了类似英雄般的待遇，他们的观点数次被放在了报纸头条。IPCC似乎只有招架之功，却无还手之力。就在记者讲座的当天，英国《每日电讯报》的头版用了一张英国雪灾的大幅照片，所配的文章标题是《科学家居然说今年1月份是有记录以来地球最热的1月份！》。当现场有人提到了这篇文章时，在座的一位气象学家再也忍不住了，他大声说道：“虽然今年冬天欧洲、亚洲和美国部分地区遭遇寒流，但我从来没有在英国的报纸上看到一张全球温度分布图。实际上，今年格陵兰岛、加拿大、非洲、热带地区，以及整个南半球的升温幅度都很高，总体来讲，地球平均温度确实创了历史纪录。” 　　他接着说道：“我不知道这位记者是真的不懂还是故意误导读者，但是如果记者们都是这种水平，那么科学信息就没办法准确地传递给公众，科学家必须主动出击了！” 科学的反击 　　坐在观众席上的这位科学家名叫迈尔斯·艾伦（Myles Allen），是牛津大学物理系气候动力学研究室的主任，也是IPCC专家组的成员之一。他向本刊记者谈了自己对那几个“门”的看法：“‘气候门’事件的主角菲尔·琼斯只是犯了一点道德上的小错误，不能用这个来否定整个气候变化领域的研究结论。这就好比说，艾滋病毒的发现史上出现过远比‘气候门’更糟糕的事情，艾滋病毒的发现者之一，美国科学家罗伯特·加洛（Robert Gallo）多次被人指责剽窃他人的研究成果，但你不能因此否定他的研究结论，否则艾滋病人就要遭殃了。” 　　在艾伦教授看来，科学不需要少数服从多数，怀疑论者根本不用试图以多取胜，或者攻击研究者的道德，只要拿出一条过硬的证据，科学家就必须认输。问题是直到现在，都还没有人能拿出证据证明IPCC的报告在科学上存在任何根本性的错误。“比如有人指责琼斯和汉森在温度变化曲线图上做了手脚，但我们这行的人都应该知道，年轮数据是不准确的，所谓‘做手脚’，其实就是对这部分数据进行修正，为的是让曲线更加准确地反映实际情况，这才是科学的态度。”艾伦教授补充说，“事实上，在互联网上传播很广的一张怀疑论者的图恰恰是违背了科学精神的，这张图宣称最近100多年来地球温度没有变化，但是图中1979年以前的温度数据来自地面气象站，1979年以后的温度数据来自卫星，地面站的数据受到所谓‘城市热岛效应’的影响，会比卫星数据偏高，这个现象已被气象学界证实了。因此两张图不能生硬地连接起来，而必须做适当的修正。事实上，经过修正后的温度变化图清楚地表明最近100多年来地球温度确实在升高。” 　　曾经参加过IPCC前三次报告撰写工作的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王绍武也认为，目前媒体关于“气候门”事件的报道存在明显的误读。“目前全世界公认的地球大气温度变化序列（曲线）有三个版本，除了东安吉利亚大学之外，美国的戈达德空间研究中心和美国国家气候中心也都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画出了各自的序列图，三条曲线的大致趋势是一致的。”王绍武教授对本刊记者解释说，“事实上，东安吉利亚大学制作的那张图的升温幅度是三者中最小的，所以说即使菲尔·琼斯真的行为不端，仍然不能否定全球变暖的事实。” 　　IPCC和主流科学家对其他那几个“门”也都做出过很好的解释。具体说，“荷兰门”只是IPCC犯的一个低级错误，IPCC于2007年发表的第四份评估报告称荷兰有55%的国土面积处于海平面以下，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荷兰有55%的国土面积将会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胁。“中国门”是因为关于中国地面气象站的位置数据丢失，无法知道它们的测量数据是否受到了城市热岛效应的影响，但这篇论文的结论后来又在其他一些没有疑问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冰川门”和“亚马孙门”则是因为IPCC错误地引用所谓“灰色论文”所致，这两篇论文都来自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而不是经过同行审议并发表在正规期刊上的科学论文。对此IPCC已经认错，并决定聘请第三方科学家对已发表的4份研究报告重新进行核查。 　　“目前出错的都是IPCC第二工作组，他们负责研究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引用的社会科学文献较多，不能算是纯粹的气候研究。”艾伦教授对本刊记者说，“我的疑问在于，为什么媒体都喜欢把这些不幸事件加个‘门’的后缀呢？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个后缀有点阴谋论的意思，但实际上它们都是一些孤立的错误，不影响整体结论。科学史上发生过好多次这样那样的错误，改了就好了，不存在阴谋论。” 　　而在英国文化协会气候变化专员大卫·温纳（David Viner）博士看来，很多怀疑论者的动机倒是非常可疑：“那个澳大利亚地理学家普利莫现在在数家澳大利亚煤矿兼职，他本人从来没有在需要同行评审的科学期刊上发表过任何关于气候变化的研究论文，这两点决定了他的这本书非常不可信。”温纳对本刊记者说，“比如他举的那个水蒸气的例子就是错误的，水蒸气虽然是最强的温室气体，但是科学界公认二氧化碳才是升温的最大推手，事实上由于二氧化碳引起的升温导致水蒸气浓度的增加，使得温室效应进一步加大，这是一个典型的正反馈效应”。【我早就多次说过，“对事不对人”是某些自以为道德高尚的人（其中多半是小资）鼓吹的一条没有实用性的道德原则。如果一个人的动机的确有问题，而且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表明这一点，为什么不揭露它？我们就是要“对事也对人”！】 　　温纳博士本人是一位资深气候问题研究者，曾经在CRU做过十多年的科研工作。他告诉本刊记者，上世纪50～70年代地球温度确实经历过一段冷期，但主流意见认为，这是大气层中的含硫气溶胶增加的结果。那时正值二次大战刚刚结束，迅猛发展的重工业向大气中排放了大量气溶胶颗粒，将一部分太阳光反射了回去，造成了地球温度的下降。随着欧洲国家提高了工业尾气排放标准，地球温度又补偿性地升了回来。 　　1998年地球温度达到一个峰值，但这主要是由于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此后温度升幅放缓，但仍然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事实上IPCC的统计表明，地球100多年来温度最高的10年排行榜的前5名都在21世纪。 　　不过，在中世纪暖期和小冰期的问题上，主流科学界确实存在一定的争议。温纳博士认为，目前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中世纪暖期和小冰期是全球现象，小冰期甚至很可能只是发生在欧洲。但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气象局气候变化特别顾问丁一汇博士对此有不同意见。他向本刊记者介绍说，虽然中世纪暖期缺乏南半球的数据，还不能肯定是否是全球现象，但小冰期几乎可以肯定是一种更大范围的现象，比如中国就有小冰期（明清时期），所以至少在北半球是十分明显的。 　　即使这方面存在争议，也不能说明气候变化没有发生。“目前可以肯定的有三点：第一，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确实一直在上升，上升的原因肯定是人为的。第二，最近100多年来地球大气温度也在上升，而且上升速度快于自然波动。第三，温室效应的确存在，否则物理学就要被改写了。科学界在这三点上已经形成了共识，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什么争议的。”丁一汇院士对本刊记者说，“至于说二氧化碳导致的升温幅度究竟会有多强，目前尚存争议，这涉及到复杂的气候敏感性问题，但人类活动占很大比例也应该是没有疑问的。目前IPCC出的几个问题都是个案，不影响总体结论。有人认为大气温度存在1500年的波动周期，以及每60～80年内会出现一次‘微冰河期’等等，都是在大趋势下的小波动，不大会影响大局。” 　　虽然主流科学家们在媒体上多次表达了同一个意思，但公众却似乎更愿意相信阴谋论。自“气候门”事件被媒体曝光以来，大量质疑IPCC科学性的新闻报道成为报纸的头条，与此同时，一系列民意调查显示，几乎所有国家的公众对气候变化的信任程度都在下降，媒体在这件事上应该担负起怎样的责任呢？ 媒体的苦衷 　　“媒体不必承担教育公众的责任。”牛津大学的研讨会上，4位记者异口同声地对听众们说，“我们只负责报道事实，让读者自己去判断。”但随后BBC记者理查德·布莱克就说漏了嘴：“但是你们要知道，英国的媒体都是商业机构，我们这些做记者的只对老板负责，不对事实负责。我记得伊拉克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每日镜报》致力于报道真相，但读者不喜欢，销量直线下降，于是报纸只好修正了报道口径，这才挽回了损失。” … Continue reading →

SOURCE: 方舟子博客   原文发表于 （《经济观察报》2010.3.8.,3.15.,3.22.） 按：该文部分内容归纳自以前的有关文章。谎言重复千遍，真相也不妨重复说明.   （上）     反对种植转基因作物的人们，并非都是由于科学上的疑虑（且不说其理由是否站得住脚），有的是出于其信仰，认为人类不应该种植“不自然”的作物。但是人类今天种植的作物，没有一种是“自然”的，全都是人工改造过的。这个改造过程发生于大约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尝试种植粮食的时候。在种植过程中，发现有的植株有人们想要的性状（比如产量比较高、味道比较好），于是其种子被保留下来，继续种下去。在下一代中，又选择“品质”最好的往下种，这样一代代地选择下去，就能得到“优良”品种。达尔文后来把这个过程称为“人工选择”。     这个过程非常缓慢。在新石器时代，“驯化”一种野生植物要花上千年的时间。1719年，英国植物学家费尔柴尔德发明了一种创造作物新品种的方法——杂交育种，把作物的不同品种进行杂交，在其后代中选育具有优良品性的品种。到了20世纪初，遗传学的创立为作物育种提供了理论依据，植物学家用杂交育种方法创造出了许多在农业生产上有巨大实用价值的新品种。这些新品种都是自然界原先没有的。     但是不同物种之间的杂交很难成功。在1930年代，植物学家发现使用秋水仙碱能够有效地克服远缘杂种不育的难题。之后又发明了细胞质融合技术，把来自两个物种的细胞融合在一起，从中培育出杂交后代。有了这些技术，杂交打破了物种障碍，杂交育种不再限于物种内部。两个不同的物种之间，甚至不同的属之间的杂交成为了可能。比如，通过把属于不同属的小麦和黑麦杂交，创造出既有小麦的高产又有黑麦的抗锈病能力的新物种小黑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种新的育种技术——诱变育种获得了广泛应用。它通过使用化学诱变剂或辐射来诱发种子产生基因突变，从中筛选出具有优良性状的新品种。比起杂交育种，诱变育种更加“不自然”，因为它直接改变生物体的遗传物质，创造出了新的基因。     这些方法都属于经典育种技术，育种学家在使用这些技术时，其实是相当盲目的，并不知道他们给植物新品种引入了什么基因。从遗传学诞生日起，人们就梦想着有一天能够直接而精确地改变生物体的基因，或者说，对生物体实施“遗传工程”。这只有在分子遗传学诞生以后，才成为可能。     第一次遗传工程是1971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家伯格实验室完成的。他们把噬菌体λ的DNA片段插入猿猴病毒SV40的基因组，首次在体外将来自不同物种的DNA重组起来。这个重组DNA分子由于含有哺乳动物病毒序列，有可能被结合进哺乳动物细胞的染色体中；又由于含有噬菌体λ序列，有可能在细菌（例如大肠杆菌）中扩增。虽然由于许多人担心扩增含有病毒序列的大肠杆菌的危险性使得伯格中断了进一步的实验，但是伯格实验已为未来的遗传工程绘制了蓝图：用细菌扩增重组DNA，并把重组DNA引入生物体中。     伯格在1971年6月冷泉港会议上首次报告其实验结果时，就引起了分子生物学家们的担忧：伯格采用的病毒SV40是一种致癌病毒，这种研究有可能培育出携带致癌基因的重组大肠杆菌，由于人体肠道内就生长着大肠杆菌，一旦重组大肠杆菌从实验室中逃逸，就有可能在人群中传播它们所携带的致癌基因。1973年1月22－24日在加州阿斯洛马举行会议讨论重组DNA技术的危险性问题。这一年的3月份，波义耳、科恩实验室大大改进了重组DNA技术，成功地进行了“分子克隆”。他们采用细菌的质粒做为重组DNA的载体。质粒是一种环形的DNA分子，携带着能抵抗抗生素的基因，一旦进入细菌细胞中，就能自动大量地复制，并表达被重组进去的基因。这个实验进一步引起了分子生物学家们的担忧。美国科学院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由伯格任主席，在1974年同时给《美国科学院院刊》和《科学》写了一封信，建议分子生物学家自愿地暂停重组DNA实验，召开一次讨论会讨论重组DNA技术潜在的危险性。会议于1975年2月24－27日在阿斯洛马举行，衡量了重组DNA技术的潜在危险，建议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同时应采取措施降低实验的危险性。1976年6月23日，美国国家卫生院在阿斯洛马会议所提出的建议的基础上，公布了重组DNA研究规则。与此同时，欧洲国家也制定了类似的规则。     阿斯洛马会议之后，科学界有关重组DNA技术的争议告一段落，但是在媒体的煽动下，在公众中却出现了恐慌。人们担心重组DNA实验会创造出新的病原体，引发致命流行病，会创造出难以控制的怪物，会被用于改变人类基因组，导致“优生学”运动，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担心会从重组DNA实验室逃逸出新的病原体。这种恐慌在1976－1977年间达到了顶峰。就在美国国家卫生院公布重组DNA研究规则的同一天，麻省剑桥市长针对哈佛大学拟建一个用于重组DNA技术研究的新实验室，举行了一次听证会，然后禁止哈佛大学建造实验室。在经过了几个月的争论之后，市政委员会听从专家的意见，推翻了市长的决定，同意建造该实验室。与此同时，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抨击科学家们想要自我管理重组DNA研究，举行国会听证会打算通过立法限制重组DNA研究。1977年，美国科学院举行大会时，示威者举着反科学牌子冲进会议室，抢夺话筒。国会又多次举行听证会，并提出多项法案严厉限制重组DNA研究。美国科学界在美国科学院的领导下奋起抗争，没有一项这样的法案获得通过，而到了1978年底，这场媒体和立法恐慌就基本平息了。     为什么这场恐慌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获得平息？通过举行一系列的评估会议，科学界出示了大量的证据，让公众们相信，只要遵循国家卫生院制定的规则，重组DNA技术就是安全的。同时，科学界也让公众们明白，以重组DNA技术为代表的遗传工程不仅能够帮助科学家们从事生物医学方面的基础研究，而且有着与公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应用前景。这些应用前景包括：将人的基因重组进细菌质粒，让细菌大量地生产具有重大医疗价值的生物制剂；改良农作物，使它们能抵抗虫害、疾病或具有固氮能力；检测、治疗人的遗传病。生物学家们很快用实验结果表明他们并不是在开空头支票。1977年秋天，波义耳实验室用重组细菌合成人生长激素抑制素，证明了用细菌合成人体蛋白质是可能的。1978年，Genentech公司的科学家首先把人胰岛素基因克隆进大肠杆菌，并成功地让大肠杆菌合成人胰岛素。1979年和1980年，人生长激素和人干扰素也先后在重组细菌中合成出来。1982年，重组人胰岛素成为第一种获准上市的重组DNA药物。     1980年，分子生物学家首次把外源DNA结合进了植物细胞中。由于从一个植物细胞就可以克隆出一株植物，因此这个结果意味着人们很快就可以培育出转基因植物。3年后，第一种转基因植物（一种携带了抵抗抗生素基因的烟草）诞生了。1985年，能抗虫害、病害的转基因作物开始了田间试验。1992年，中国种植了世界上第一批商用转基因作物——转基因烟草。1994年，市场上首次出现了转基因食品，一种软化缓慢的西红柿。     目前，转基因作物已得到广泛的推广、栽培和使用。最常见的是转入抗除草剂基因，这样的转基因作物可以抵抗普通的、较温和的除草剂，因此农民用这类除草剂就可以除去野草，而不必采用那些毒性较强、较有针对性的除草剂。其次是转入抗虫害基因，用得最多的是从苏云金芽孢杆菌克隆出来的一种基因，有了这种基因的作物会制造一种毒性蛋白，对其他生物无毒，但能杀死某些特定的害虫，这样农民就可以减少喷洒杀虫剂。转基因技术也可用于改变食物的营养成分，例如减少土豆的水分，这样炸出来的土豆片更脆；降低植物油中的不饱和脂肪酸，能延长储存期限；消除虾、花生、大豆中能导致过敏的蛋白质，这样原来对虾、花生、大豆过敏的人也可以放心地吃它们了。通过转基因技术让水稻变成“金大米”，制造胡萝卜素（在人体内变成维生素A），有助于消灭在亚洲地区广泛存在的维生素A缺乏症。转基因技术可提高稻米中铁元素的含量，以减少以大米为主食的人群当中常见的贫血症，也可提高稻米的蛋白质含量。在研究、开发中的其他项目还包括用转基因技术让作物具有抗旱、固氮、抗病能力等。     由于转基因作物的巨大优势，推广非常快。全球已有25个国家批准了24种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种植面积由1996年的170万公顷发展到2009年的1．34亿公顷，14年间增长了79倍。其中最常见的转基因作物是转基因大豆、棉花、玉米、油菜。转基因大豆已经占全球大豆种植总面积的72%，转基因棉花占全球棉花种植总面积的47%。美国是转基因作物最大的生产国，转基因玉米、大豆、棉花都占种植面积的80％以上。美国也是转基因食品最大的消费国，在美国市场上，大约70％的食品含有转基因成分。     但是在转基因作物迅速推广的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和重组DNA药物的推广不同的是，反对推广转基因作物的呼声不仅没有很快平息下去，反而在“环保组织”、政客的推动下，愈演愈烈，并时不时地引起社会恐慌。   （中）     生物学界对转基因作物的危害性本来并不存在争议。1998年情况有了变化，苏格兰一位名叫普兹太的免疫学家在英国电视上接受采访时声称，根据他的研究结果，转基因土豆对老鼠有毒，能损害老鼠的内脏和免疫系统。这个节目播出后，在英国乃至整个欧洲都引起了轰动，舆论大哗，人们纷纷怀疑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普兹太的实验结果以后被反对转基因作物的活动家反复提及，是反对转基因的一个“经典”研究。那么，这项研究的实质究竟是怎样的呢？     普兹太用的是转入了来自雪花莲的凝集素基因的土豆。凝聚素是一类能够让血液中的红细胞凝聚起来的蛋白质，所以叫凝集素。许多植物都能制造凝集素，昆虫吃了它，会被杀死，所以可以用它来杀害虫。但是许多种凝集素对人和哺乳动物也有毒副作用，因此在生产上比较少使用。不过也有例外。人们发现，雪花莲的凝集素有很强的杀虫作用，但是对人和哺乳动物无毒，因此有人往土豆转入雪花莲凝集素基因，制造出能抗虫害的转基因土豆。这种转基因土豆在上市之前，必须确认它无毒。普兹太的工作就是研究它究竟有没有毒性。他向老鼠喂食这种转基因土豆，发现老鼠的消化道出现了病变的迹象（胃粘膜变厚、肠道小囊变长等），得出结论说这是转基因食物所导致的。 … Continue reading →

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问题十一：仅仅几度的温度变化能产生多大的影响？ 回答： 现在外面的气温是7.2C（45F），是新泽西典型的晚冬天气。要是外面气温是11C（52F）的话，会有什么大的区别吗？可能不会——大多数人在这样的温度下不过拉开厚茄克的拉链而已。同样的，夏天的时候，大多数人也不会对气温从30C（87F）上升到34C（94F）有什么明显的感觉。 但是，如果地球表面的平均气温在本世纪末在全球范围内上升3.9C（7F）的话，事情就完全不同了——这样的气温变化对地球的环境影响是巨大的。气候学家认为，如果温室气体的排放继续以当今的速度增加的话，上述的气温升高是极有可能的。如上节所述，地球平均气温如果升高3.9C，海平面上升，沿海城市人们生活和安全将受到极大的威胁；美国西部，印度和其他地区的淡水资源减少；富饶的耕地将变得贫瘠；动物（包括昆虫）将大规模地迁徙，包括他们携带的疾病；数百万人被迫背井离乡。 我们知道，当前地球的平均温度已经上升了0.56C（1F），即使这样，地球的环境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很多候鸟南迁过冬的时间已经推后了几周，而回到北方的时间也提前了好几周。这仅仅是生态系统如何受到影响的一个例子而已。如果大海在平均深度超过2英里的基础上仅仅升高几英尺的话，像北卡罗来纳，佛罗里达和墨西哥湾等低海拔地区就会受到很大的威胁。亚利桑那的凤凰城这样的地方会受到更猛烈的热浪袭击——凤凰城已经够热的了，如果温度再升高3.9C的话，就无法忍受了。美国西部的森林山火会更加频发。像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问题十：气候变化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回答： 科学家相信，如果温室气体的排放以现在的速度增长的话，到本世纪末，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将上升3.9C。这将导致地球环境在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变化。 首先，海平面会至少上升3英尺（大约1米）——部分原因是海水受热体积膨胀，部分原因是冰川的融化，比如格陵兰。海拔低的地区，比如孟加拉，马尔代夫，美国的佛罗里达等地，会受到更严重的海水侵蚀和洪水的蹂躏。 气候变暖可能还会使得最强劲的热带风暴更为暴虐。暴风雨频发，导致更多的灾难性的洪水。冰川融化，洪水更加频繁。但更重要的是，随着冰川的萎缩，淡水资源会越来越贫乏。例如，喜马拉雅山和西藏高原上的冰川是中国和印度亿万人民的淡水来源。落基山和内华达山脉冰川的过早融化，可能会导致美国加州夏季缺水季节供水不足。 而在干旱地区，比如澳洲和美洲西部，干旱却可能来得更猛更频繁，这可能导致更加频繁的森林山火。热浪将横扫温带地区——包括美国本土大部分州。 以上种种都会极大地影响人类生活的舒适与安全。但这些变化对其他物种的冲击可能更为严重。所有的动植物都生活在特定气候条件下，环境的剧烈变化使它们难以适应。 比如，盛产佛蒙特枫糖的枫树将可能无法适应新英格兰（佛蒙特州属于新英格兰13州之一）的气候变化，从而无法存活。佐治亚州可能会永远地失去州鸟——褐噪鸫。 海洋的变暖已经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珊瑚大规模死亡，而且这个趋势还在增强。 珊瑚是多种海洋动物的栖息场所，因此珊瑚的消失就意味着海洋生物的大规模消失——包括沿海地区人民（比如菲律宾）赖以生存的鱼类。 如果我们能够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我们就可以控制地球表面温度上升的程度。如果听之任之，气候变化会愈演愈烈。 温度上升1~2F（0.56～1.1C）：（2010年） 六分之一的珊瑚褪色；两栖动物灭绝； 洪水和风暴造成的损失加大 温度上升3~5F（1.67～2.78C）：（2030~2060年） 全世界大多数珊瑚褪色；20~30%的物种灭绝；数以百万计的沿海人民遭受更加频繁的洪水 温度上升6~7F（3.33～3.89C）：（2070~2100年） 珊瑚消失；40%的物种灭绝；30%以上的沿海湿地消失。 注：F表示华氏度，[°C] = ([°F] – 32) × 5/9

原文在这里     这一段时间转基因食品的话题又变得异常火爆。在各种场合，我经常被问到转基因的问题，大家最关心的是它是不是安全。在我费劲口舌解释了为什么转基因食品并不可怕之后，听者往往将信将疑，然后盯着我问：“你自己吃转基因食品吗？”     我当然吃，而且已不知不觉吃了十几年。美国转基因食品开始大规模地上市是在1996年，最早推广的转基因作物正是美国人的主粮之一——玉米。现在美国市场上的玉米80％以上都是转基因的，主要是抗虫害转基因玉米。“虫子不吃的，人能吃吗？”这种中国式的疑问在美国似乎从来就没有人提出过。     除了玉米，大豆、土豆、西红柿、油菜等主要农作物的转基因品种也在美国大量种植。据统计，美国市场上的食品大约70％含有转基因成分。而且美国政府不要求转基因食品做标记，不给消费者这方面的“知情权”。所以，对长期在美国生活的人来说，根本就躲不开转基因食品，除非你只吃号称不含转基因成分的“有机食品”。我从来就不买价昂物丑的“有机食品”，当然早就不知不觉吃进了大量的转基因食品。     不要以为我对此感到很委屈，如果让我来选，我还是会选择吃转基因食品。中国要求对某些转基因食品做出标记，比如用转基因大豆榨的油，就要求标注“含转基因成分”。虽然在中国超市里也能见到标注“不含转基因成分”的大豆油在推销，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买转基因大豆油。为什么呢？     第一个理由是转基因食品通常比同类非转基因食品便宜，因为其生产成本比较低、产量比较高。有人说种植转基因作物其实既不能降低成本也不能增产，如果那样的话，农民种转基因作物干什么？难道是因为热爱转基因所以赔本也要种？事实当然并非如此。由于种植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能消灭杂草并减小劳动强度，种植抗虫害转基因作物能节省80％的农药，生产成本随之下降，产量也相应地提高了。例如抗虫害转基因玉米能增产5～15％，抗虫害转基因水稻能增产6％。     第二个理由是转基因食品比较安全。和同类作物相比，抗虫害转基因作物能大量地减少农药的使用，也就比较不用担心农药残留的问题。而且，转基因食品受到了更严格的监管，风险其实要比传统作物更低。转基因食品在上市前都按要求做过实验检测其安全性。一般是先做生化实验检测，看看转基因作物与同类作物相比，在成分方面出现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是否有可能对人体产生危害；然后做动物试验，看看转基因食品是否会对动物的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而用传统育种方法培育出的新品种很少被要求做这类安全检测，就稀里糊涂地上市了——它们并非就不存在安全问题，例如有的用杂交方法培育的土豆新品种，就含有高含量的毒素，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第三个理由是转基因食品更为环保。虽然“可能会破坏生态”常常被做为反对种植转基因作物的一大理由，但是这种可能性并没有变为现实。相反地，种植转基因作物已经实实在在地发挥了保护环境的作用，原因很简单：少洒了大量的农药。这既减轻了农药对环境的污染，又减少了用于生产、运输、喷洒农药所耗费的原料、能源和排出的废料，还保护了益虫和其他生物，减少了人畜接触杀虫剂而中毒的危险。     便宜、安全又环保，为什么不选择它呢？现在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以抗虫害和抗除草剂为主，主要是让农民获益，对消费者的好处还不是那么直接。新一代的转基因作物能改变食物的营养成分，将会让消费者更切身地体会到其好处。例如，通过转基因技术，减少土豆的水分，这样炸出来的土豆片更脆；消除虾、花生、大豆中能导致过敏的蛋白质，这样原来对虾、花生、大豆过敏的人也可以放心地吃享受这些美味。用转基因技术让水稻制造胡萝卜素（在人体内变成维生素A），有助于消灭在亚洲地区广泛存在的维生素A缺乏症。转基因技术可提高稻米中铁元素的含量，以减少以大米为主食的人群当中常见的贫血症……     这一切离我们并不遥远，有的已经在实验室里研发出来，有的本来已可以大规模种植，只不过受妖魔化转基因食品的舆论影响，一时无法推广。但是不管怎样，未来的农业必定是转基因作物的天下。不管是故意的阻挠，还是无知的恐慌，都改变不了这一趋势，只不过是妨碍了它早日造福人类而已。